的女人？

回到酒店之后，伊万诺夫以最快的速度给岳父打了个电话，想要告诉他不用寄钱了。当然，如果寄了也没关系，他可以用航空信寄回去。

然而，电话那端却没有任何回应。他又打了过去。这一回，岳父的女佣接了电话。这个懒惰的小女佣。她告诉伊万诺夫，老爷出门了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佣人不能打听主人的去向。说完，电话被挂掉了。

伊万诺夫沉思着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岳父去哪儿了？散步去了吗？他等下会回来吗？有没有可能，他是去寄钱了？如果他真的寄钱了，他还要还回去吗？岳父一向出手大方，寄来的肯定是一笔巨款；多莉可不是那种用水果糖就能哄到手的小女孩，就算给予了她渴望的温情，接下来也肯定还要花钱，他要不要留下这笔钱以备不时之需？

人的欲望真奇怪。刚才他还坚定地想要告诉岳父不必寄钱，知道岳父可能已经把钱寄来时，就开始计划怎么花了。多么古怪的心理现象，值得写进小说里探讨一番。

伊万诺夫躺在床上，叫了前台服务。一个女服务员着餐车，送来了一小碟酱瓜和一份煎羊排。羊排只有一小块，迷迭香和毫无意义的酱料涂鸦占据了大半个餐盘。不过这是酒店免费提供的晚餐，也没什么好挑剔的。

伊万诺夫草草地解决了晚餐，遁入了梦乡。在梦里，他收到了岳父寄来的五千美元——善良的岳父，一大笔巨款！有了这笔钱，他就不用再吃廉价的酒店餐，也不用在进入高级饭店之前，用各种蹩脚的借口脱身。他可以像乔森一样戴着手套，穿着优雅的灰色鞋罩和黑色皮鞋，挽着多莉的手臂，去看赛马、歌剧，为她买下橱窗里昂贵的珠宝；他可以像从前一样尽情地用金钱粉饰形象和尊严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伊万诺夫就跑去询问前台接待，有没有他的信件。没有。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没钱就没办法接近多莉。的确可以用温情，但温情也需要金钱包装。他躺倒在床上，跷着腿，打开了收音机。无聊的一天。

第三天，乔森似乎匆忙离去了。其实他离开与否，都不再与伊万诺夫有关，他全身心的注意力都放在那想象中的五千美元上。他越想越觉得自己需要这笔巨款。此时此刻，他已经完全忘了前天打电话，是为了让岳父不要寄钱。他看着头上晶光锃亮的灯具，盼望着，渴望着，翘首以盼这笔钱的到来。大都市喧腾的、迷离的、冷酷的市声再一次把他吞没了。

第四天，伊万诺夫对酒店的免费餐感到了厌倦。女服务员礼貌地提醒他，客房快要到时间了，请尽快续房；如果没有续房的打算的话，清洁工将在明天中午进来收拾屋子。伊万诺夫麻木地点点头——钱怎么还没寄来？或者说，根本没寄？他是不是该打个电话，假装受岳父所托，联系一下法国的葡萄园管理人，把那座该死的葡萄园卖出去？但岳父那边怎么解释呢？对了，多莉最近都在干什么？什么也没干，在跟一个漂亮的女人眉来眼去。不错的信号。她近来交往的都是女人，说明再过一段时间，她肯定会非常渴望男人的体温。

第五天，伊万诺夫仍没有收到岳父寄来的钱，却见到了岳父本人。

该怎么形容这个场景呢？

他揣着裤兜，有些焦躁地在酒店大厅踱来踱去。清洁工已经推着小车，带着水桶和拖把走进了他的房间，准备清理他居住的痕迹。岳父的钱还没有寄来。他的钱包里只剩下五十美元，要续房费吗？

这时，他看见一个胖乎乎的老头从正门走了进来。起初，伊万诺夫没有在意，可很快他就发现那个老头十分眼熟——他有一个秃脑瓜子，恺撒似的蓄了一圈细软的黑色毛发；脸膛红润，脖子也红润，下颌像斗牛犬一样松垮，潜伏了三层长着胡茬的肥肉。他似乎很热，没有打领带，衬衫的领口敞得很开，露出毛茸茸的棕黄色胸毛。他肯定问过医生能不能把胸毛移植到头顶上去。这就是伊万诺夫的岳父，一个富有的、丑陋的、惜才的、多少有点儿重男轻女的和气老头。

老头一眼认出了伊万诺夫，朝他挥手，气势磅礴地走了过来。他的岳父以前是个士兵，在战壕里聋了一只耳朵，再加上老大粗惯了，总爱大声说话；他没文化，却非常喜欢讨论文学，参加文学沙龙，讨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。他是个附庸风雅的老头，伊万诺夫就是他附庸风雅最好的证明。

伊万诺夫有些惊慌。他想要的是钱，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、雄赳赳的、脸红脖子粗的岳父！可是岳父已经朝他过来了，他拖着行李箱，拿着油腻腻的椒盐卷饼；卷饼的油蹭到了他两撇翘起的棕黄色胡子上。他满不在乎地用手背揩了两下，于是长着肉疣的手背也变得油光锃亮。

“我收到你的航空信后，就坐火车赶了过来。为什么会缺钱呢？是出版社给了你太多压力吗？还是今年文学界的风向变了，诗歌的稿酬变少了？其实我觉得你的小说写得更好……”

岳父吃完椒盐卷饼，打了个响亮的饱嗝。伊万诺夫惊恐而羞耻地看见了他肥厚而鲜红的舌头。打完嗝，他开始挖鼻孔，鼻子里的小玩意儿弄得他很不自在；可是怎么也挖